《扒马褂》是相声传统曲目之一，要三个人一起表演，三个人要分别扮演不同的角色，甲表演的是贪图小利鼓舌如簧的帮闲，乙表演的是正直的艺人，丙表演的是靠别人哄着捧着的少爷。少爷财大气粗，又一向自诩博学，仗恃甲穿着他的马褂在人前显贵，因此信口开河谎话连篇，俗话说吃人嘴短，拿人手软，甲为了多穿两天马褂，只好挖空心思给丙的谎话找出依据。因为总是有甲替丙圆谎，所以丙更加肆无忌惮，谎话也越说越玄，弄的甲窘态百出，笑料不断。
相声《扒马褂》
对于甲这种帮闲，鲁迅先生深恶痛绝，他在《从帮忙到扯淡》中说到："中国的开国的雄主，是把"帮忙"和"帮闲"分开来的，前者参与国家大事，作为重臣，后者却不过叫他献诗作赋，"俳优蓄之"，只在弄臣之例。"也就是说统治者在不同的时候需要不同的知识分子，在统治发生危机，无计可施的时候，统治者需要能够"治国平天下"的知识分子，这时的知识分子要是能"帮忙"的知识分子。而一旦天下太平，统治者大权在握，那些有能力"帮忙"的知识分子就不在是真正的"帮忙"，反而是属于"帮倒忙"的人，于是统治者就要求知识分子要及时转变，变成歌功颂德的帮闲角色，也就是说这时的知识分子要是能"帮闲"的知识分子。"帮闲的盛世是帮忙，到末代就只剩了这扯淡。"甚至从"帮闲"变成"帮凶"，"使血案中没有血迹，也没有血腥气"，使统治者的杀人食人了无血迹。
司马光不仅仅要做"帮忙"的知识分子，他还要做"帮忙"的知识分子，宋朝国内对知识分子宽松的环境以及宋朝外部环境的压力，也确实需要的不仅仅是帮闲的文人，所以司马光从"资治"的意义上来编著《资治通鉴》，希望成为《春秋》第二，以"微言大义"来为历史拨乱反正。从北宋的环境来看，司马光其实已经做到非常好了，但是到了南宋，因为环境变了，面对的问题不一样了，所以《资治通鉴》的"大义"也要跟着改变，这也就是朱熹不满意《资治通鉴》原因。
《春秋》
朱熹为什么认为司马光在意识形态有严重缺陷，在正统问题上犯错了呢？主要是因为北宋和南宋的政治环境变了，正统问题受到了挑战。虽然北宋也没有做到"一统中国"，但是好在北宋还占据中原地区，占据着中国文化的核心地区。正统的法理基础源于《春秋》，分为"居正"和"一统"两个层面。在儒者眼里，"居正"远比"一统"更重要，所以欧阳修说："统天下而得其正，故系正焉。统而不得其正者，犹弗统乎尔。"（《正统论七首》）因此占据中原地区的北宋王朝依然还有文化自信，自称是"正统"。但是经过靖康之变后，南宋版图急剧缩水，完全成为了偏安一隅的小朝廷，丝毫没有了"大宋"之风，在加上北方的金国人大力发展儒家文化，大有夺取"正统"的趋势，所以正统问题被提上议程。帝王棘手的问题变了，文人帮忙的目的也要跟着变。
从何入手呢？当然是从"历史学"中入手，因为在古代史学是依附在经学之上的，改变了"历史"的定位，也就改变了意识形态的定位。没能力改变世界，那就改变世界观，此方法真是屡试不爽。司马光在写《资治通鉴》时，涉及到三国年份的记录皆以曹魏年号来描述，言下之意是以曹魏为正统。但到了南宋，史官和朱熹这些学者都以蜀汉年号来记录时间，也就是说变成了蜀汉才是正统。从曹魏为正统变成蜀汉为正统，实属迫不得已。现在南宋的情况完全是蜀汉的样子，不光偏安一隅，而且还没有"北伐"的能力，即便制定"北伐"计划，也只是喊喊口号而已。既然我们南宋像蜀国一样，何不干脆就视蜀汉为正统，更何况南宋的版图比蜀汉可大多了。而且我们南宋是"纯正的汉人"，而北方的金人只是蛮夷而已，正好符合"华夷之辨"。那些金人蛮夷再怎么学习中原文化，也终究是窃取者，就像篡逆汉朝皇位的曹魏一样，南宋虽然偏安一隅，但终究是血统"纯正"的汉人，而且汉人文化也只有汉人才真正"懂得"，那些蛮夷能懂些什么呢？
《资治通鉴》
朱熹这些文人就属于穿上了皇帝"马褂"的"帮闲（帮忙）者"，皇帝需要什么，他们就要呼喊什么，当然他们不光受到时代的局限，而且肯定还有很多的不得已，普通人如此，在政治漩涡的人就更是如此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