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.人世间的两个大患
庄子在《人间世》中，借孔子之口说了两个大患：“事若不成，则必有人道之患；事若成，则必有阴阳之患。”
“事若不成，则必有人道之患”，这里比较容易理解，是说为别人做事而做不成，譬如在工作中，便要受到惩罚，至少也是批评。与人做事如此，与己做事也是如此，这些关乎人道的失去感、挫败感，皆为人道之患。
“事若成，则必有阴阳之患”，何为阴阳之患？中国人的世界观属于阴阳世界观，参透了阴阳也就参透了人生。阴阳对于人来说，指的是人身和精神的阴阳平衡。正如《道德经》所说的那样：“宠辱若惊，贵大患若身。何谓宠辱若惊？宠为下。得之若惊，失之若惊，是谓宠辱若惊。何谓贵大患若身？吾所以有大患者，为吾有身。及吾无身，吾有何患？故贵以身为天下，若可寄于天下，爱以身为天下者，若可托天下。”老子这里说的“宠与辱”、“得与失”、“身为天下与寄于天下”都是从人世间的“得与失”和“事成与事未成”来告诫世人的，世人要懂得“知足者富”、“知足不辱”、“知止不殆”、“祸莫大于不知足；咎莫大于欲得”的道理，才能避免人世间的人道之患和阴阳之患。
事未成则人道之患，事成则阴阳之患，这里对应的便是天道之患。天道层面的阴阳之患，内涵究竟是什么？庄子并没有直接言说。何谓阴阳？《周易》云：“一阴一阳之谓道，生生不息之谓德，阴阳不测之谓神。”对于天道，《中庸》也有言：“天地之道，可一言而尽也：其为物不贰，则其生物不测。”天道阴阳之患，就是不测之患，从量子科学来看就是不确定性之患。
所谓不确定性之患指的是，事情的发展往往会慢慢地脱离了自己的掌控。其实事情本身本来就未曾被全部掌控，不过是在时间和世间的推演中慢慢展开了那幽深无奈的一面，这就叫不测，也叫不确定性。有时自己还曾以为很明白，自以为一切尽在掌握。这种不测就是以阴阳的逆转展现的，所谓的物极必反就是这个道理，这些变化皆在阴阳的变化之中。
当初你所凭借的东西，最终也将困缚你；你所得以成就的东西，最终也将打垮你；你所有的骄傲，终将变成屈辱，不过是有大有小，有深有浅，有隐有显，有明有暗。人世间的每个人都以为奔跑在自己掌控的路上，其实恰恰是奔驰于失控的途中，反而不自知。这样的认知就是我们常说的“不知道自己不知道”的阶段，就是老子说的“不知知，病矣”的阶段。所谓的事与愿违，几乎人世间的宿命，就像人人皆有未曾料到的、不为人知而只能自知的苦处。
“人在江湖，身不由己”，恰恰说出了人世间的两难引出的两患。任你见识再高，能力再大，也逃脱不了这两难两患，因为我们能得到和想得到的总是有边界的，阴阳之不测总是无界的。庄子说的事未成与事若成，世间无非这两件事，而无论进退，都是一个逃不出的局；这里就如人生的黑洞，哪怕你顶着光明进入，光明也会慢慢地消失殆尽。
2.人世间的两个大戒
人生有人道之患和阴阳之患，我们该如何自处呢？庄子又借孔子之口给了我们说了天下的两大戒，一个是命，一个是义。两大戒也是两大德，包含了三大事：子爱亲、臣事君、己事心；涉及了三个问题：孝、忠、德。“若成若不成而无后患者，唯有德者能之。”这便是庄子的德。中国传统孝道文化是一个复合概念，内容丰富，既有文化理念，又有制度礼仪：敬亲、奉养、侍疾、立身、谏诤、善终都是孝道的表现。忠孝之道庄子《人间世》里有了其境遇的表达：
仲尼曰：天下有大戒二：其一命也，其一义也。子之爱亲，命也，不可解于心；臣之事君，义也，无适而非君也，无所逃于天地之间。是之谓大戒。是以夫事其亲者，不择地而安之，孝之至也；夫事其君者，不择事而安之，忠之盛也；自事其心者，哀乐不易施乎前，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，德之至也。为人臣子者，固有所不得已。行事之情而忘其身，何暇至于悦生而恶死！夫子其行可矣！
这里是庄子借孔子之口给出的世间法门，也是世间无法逃避的两大难关。庄子的“戒”，与孔子在《论语》里的“戒”是不同的。《论语》说：“君子有三戒：少之时，血气未定，戒之在色；及其壮也，血气方刚，戒之在斗；及其老也，血气既衰，戒之在得。”庄子的戒，是大戒；孔子的戒，是日常生活中的“小戒”。小戒不小，如今的社会，拿来教育孩子很有必要，人生在世很多人就是毁在“色、斗、得”这三个字上。
庄子这里告诉我们的是天地间的两条大戒律，不管你是谁，都要遵守。第一条大戒律是“命”，要懂得天命，要认命。第二条大戒律是“义”，凡事要遵从义。这两条大戒，“命”和“义”，是两个重大的哲学命题。因为人生是人物走在人间，人物有“生也有涯”的命，人间有“知也无涯”的义，前者解不开，后者逃不掉。所谓的“大戒”就是人生不得已承受的无法逾越的沟沟坎坎。一是人生的“命”，一是天下的“义”。命来自父母，义来自君上，所以既然来自父母，那就尽孝，因为义来自君上，那就尽忠。
人之事亲为命，即为孝，孝敬父母不是德性而是命定，不必修养，任命就可以了。庄子说做儿女的要爱父母，这是做人的基本道理。这是天命，是道。天命不可违。《易经》说得好：“有天地，然后有万物；有万物，然后有男女；有男女，然后有夫妇；有夫妇，然后有父子；有父子，然后有君臣；有君臣，然后有上下；有上下，然后礼仪有所错。”古人常说：为君难，为臣不易；为父母难，为子女不易。这样一句话道出了中华民族的千年传统。既然为父母难，子女要把爱父母时该放在心上，不能“解于心”，也逃不出天地至理。
爱父母就是孝。如何做？庄子说“不择地而安”，就是说无论何时地何，都要把父母放在心上。不能说我今天心情不好，懒得管父母；我今天没钱，没法给父母饭食；我房子还没买，没法安顿父母；这些都是违背了天命。这里庄子大而化之，如何做，做子女的自己多去看看《论语》，按孔子说的做就可以了。
人之事君为义，即为忠，这是天地之间无法逃避的。奉养双亲，是不论境遇的顺逆，都爱亲之命，这就是的极致表现；逢时君上的人，不论使命的难易，都要尽君臣之义，这就是忠君的最高表现。所以说，“事亲”和“事君”都是从今天来看既是国家认同也是文化认同，都是人人无可逃的人间道义。对待父母不能择地而安，对待领导不能择事而安，这种不择地不择事就是我们说的孝与忠，做到不可奈何就能安之若命，这便是人间处世的两道窄门。这就是庄子在《人间世》中告诉世人的两个大戒。
儒家重孝悌，因为孝是“生”之源头，达于“生生之谓易”，根于“神无方而易无体”。故《论语》有云：“孝悌也者，其为仁之本与！”庄子将“命”放在《人间世》的整个语境看，其内涵也同样不只如此，而是指代一切不可奈何的东西。阴阳之患自然也在其中。可以说，一切不可奈何皆为“命和义”。这两点一内一外，内为天命之赋，外为不测之神。
何以自处于这阴阳不测之命呢？“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。”一安之下，中者不二也，不二之心便出阴阳之局也。所谓阴阳之患，皆患在人心，心一出来，便剩下阴阳。禅宗四祖道信禅师也有类似的说法：“境缘无好丑，好丑起于心。心若不强名，妄情从何起？妄情既不起，真心任遍知。汝但随心自在，无复对治，即名常住法身，无有变异。”禅宗的随心与庄子的安命，只是一回事，只是路径不同而已，殊途同归。凡夫之患，皆因一则不能随心而住，二不得达命而安。王阳明的致良知也是如此之境。
古往今来，所谓安身立命，人们只晓得安身，而忘记了立命。安命既要安顿事外也要安顿事内，既要超越于物也要与物相联。庄子的义不仅仅是“臣之事君”，这只是狭义之“义”。义的真正内涵在于“在物为理，处物为义”，即是待人接物、为人处事之理，即是适宜、得宜、合宜，合理应当之理。义，既有人之义气，也有国家大义。义有大小，义性却无大小。一个胸中有纯然义气的人，也必然对国家众生有大义。人间一切之应当都始于自心中一个义。
世人皆走在功利一途，正如庄子所说，都只是落在了阴阳之患的天网之中，老子也曾说，“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”。阴阳之患始于虚妄之念，心念一偏，生命之品质便趋邪浅，此便是究竟根本的因果不昧，如影随形。唯随心随缘若之安命，方得生命家园之安顿。
